政治研究笔记
2020-07-02
向东
1)政治是什么？
政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。社会需要秩序才能正常运行。从横向看，在同一个时期，世界各地的社会秩序千差万别，大相径庭。从纵向看，同一个地方的社会秩序也是不断变化，有进有退。政治通过三种力对社会发生作用建立秩序。这三种力是：情、理、力。情、理、力是人的本能，管理由人组成的社会，就要从这三方面考虑。做到通情达理，不滥用暴力，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。
现代文明为什么要走向大众民主政治制度，就是为了使政治的运作能够通情达理，尽可能减少政治暴力的使用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不断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，用通情达理的制度而不是暴力强制的方法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。
孙中山讲：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。但靠谁管理？怎么管理？孙中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。因此，在他身后，留下一个混乱和内战的中国。孙中山参加创立的国民党，在孙中山身后因滥用暴力和权力，最后被赶出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。
如果以高高在上，不受人民群众监督制约的权力去管理众人之事，权力必定腐败。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权力，必定会与人民群众发生对立和矛盾。人民群众的情和理没有表达的渠道，权力就必定会异化为与人民群众对立的暴力，这是一种最糟糕的政治状态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人一直盼望能出体察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明君和清官，以享太平盛世。事实上，人民群众的希望往往落空。因此历史反复出现改朝换代的乱世。要从治乱循环的怪圈中走出来，中国需要政治制度创新。没有将权力与人民群众溶为一体通情达理的政治制度，中国走不出暴政的泥潭。
美国的两党制来到今天，已无法化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撕裂和对立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，贫富分化和失业增加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难题。所以才出现了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。廿世纪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，是人民民主不到位，没有建立起可稳定操作的人民民主制度，社会主义的权力就一定会脱离人民，从专制走向异化和腐败，最后必然就是暴政，是以不准妄议为特色的政治文明的大倒退。要解决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，我们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设计，将权力与人民溶为一体，使权力随时处在人民的监督和掌控之中，成为真正名符其实的人民政权。
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，是希望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能够名符其实，摆脱前苏联走上的异化为官僚政权的轨道。文革的失败，是忽视了制度建设，因此出现一放就乱，一收就死的状态。王力雄设计的递进民主制吸取文革一放就乱，一收就死的教训，以容易沟通的小范围民主代替容易造成混乱和对立的大范围民主，通过逐级向上递进使理性不断提升，形成一种流畅的通情达理的政治状态，是人类告别政治暴力的最有希望的途径。
关于层议制：
第一：层议制的原始形态最后都没有成长壮大起来，恰恰说明它有巨大的弊端，所以才被其他的制度所代替。这就好比在生物界中，两性繁殖最终代替了无性繁殖，虽然在现存的生物界中残存有极少数的无性繁殖，而且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存在大量的无性繁殖，而且现在的两性繁殖也有大量的弊端（例如公牛争斗，导致犄角越长越大，浪费了所摄入的宝贵能量），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应该恢复到无性繁殖去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我们想回到无性繁殖去（回到原始的层议制去），我们也回不去了。第二：层议制确实有利于沟通，但有效而且充分的沟通并不能保证能达成一致的意见（就像所有的家庭中那样，夫妻只有两个人，彼此完全了解，沟通更不成问题，但要达成一致意见，则难乎其难。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，绝大多数的家庭中都是一人为主导；若两人互不想让，只有离婚。）第三：层议制要求随时可以选举，这个实际上也做不到。要把比如10 个人随时召集到一起开会，即使在流动性最小的农村，也困难重重。这个不难想象，您想一想要随时把您的10个近在咫尺的邻居召集到一起开个会，试一下就知道有多困难了（即使你们商量好，一个月开一次会，也必须事先定好是具体的哪一天，哪一个钟点才行。）第四：从领导者的角度看，如果你是一个领导，但你知道你会被随时罢免，那你还能干什么事情呢？你做事情就不会考虑这件事对不对，该不该做；而是会考虑做这件事会不会被罢免？如果不会被罢免，那么即使这件事你认为不对，你也会去做。第五：这就连带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一个事情对不对，该不该做；或者说，对某个事情产生了分歧（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），我们应该听谁的？听领导的？听群众的？听多数人的？……这几种方式都有大致相同的弊端（恕我不详细论证），但只有听领导的这种方式成本最低，因此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先后走上了这个成本最低的道路。作为补救的办法，人们又开始设计各种各样的制度，来想办法尽可能选出犯错率最低的领导……（我在《文明社会原理》第三章对此有详细论证）。第六：推一万步讲，假设全体国民包括领导在内，都同时同意了层议制，并开始实施，那么会发生以下情况（为了讨论方便，我们假设整个社会只有10万人，以10人为一个小组）：第一步是分成1万个小组，每个小组都少数服从多数，选出一个代表。这个代表进入下一个层级后，在新的小组讨论中，他忽然发现另外某一个小组选出的代表水平更高，他说的话、他的意见更对，那么他是继续坚持自己原来小组的集体意见呢，还是改而赞同这个新接触的另一个小组代表的意见？若他改而赞成这个新意见，那他就背叛了自己原来的小组；而他道德高尚，又不愿意背叛本小组的集体意见，于是他投了反对票。其他许多小组的代表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形，结果就造成了在这个层级中出现可笑的情形，多数人都认为某个新意见对，但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……须知，10万人就有5个层级，每个层级中都会发生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。（当然会有多种可能，比如上述的那个代表也可以对那个新意见投赞成票，然后回来对原来本小组的人们说，我投了反对票，但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，所以那个新意见就通过了，咱们小组的意见被否决了，等等。还有更复杂的情况，恕我不一一列举。）
第七：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具备做事前诸葛亮的能力，但都具备做事后诸葛亮的本事；而做一件稍微大一点的事，没有三五年的周期是完不成的。因此，我们只能给那个相对来说成功率高的领导几年的时间来做事，而绝不能随时撤换，即使这样我们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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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从“议事”的角度和最基层的角度，简单分析了一下层议制可能产生的弊端。现在我们再从“选人”的角度和高层的角度，简单分析一下层议制可能产生的弊端。我们现在假设，在某个省份，已经通过层层递进选举的方式产生出了该省的十五个市长，现在这十五个市长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个省长来。首先，想当省长的一般来说不止一个人，我们假设有三个吧。那么，这三个人之间就会出现竞选。再假设这三个人大概率来说各有长短，所主张的施政纲领大概率来说也各有利弊，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既使这十五个市长可以充分沟通、协商，但要达成一致恐怕很难（理由见昨天论述中的第二点），结果最后只能投票表决。我们可以合理假设这三个人的得票结果如下：甲6票，乙5票，丙4票。没有人过半数，而甲有相对多数，于是甲当选。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？大概率会出现乙和丙两派的人（他们是该省的9个市长）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难和甲（省长）有默契的合作，而甲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（他们并非由甲任命，甲也无权撤他们的职）。小概率会出现乙派和丙派的人到处散播甲的流言蜚语、恶意中伤（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数次见过这种情况）。注意，以上我所假设的情况并非危言耸听，出现这种情况也并非因为他们的品德不好，而是体制使然。在欧洲中世纪的教皇选举中（十几个红衣主教秘密开会推举新教皇），类似情况时有发生。而且，我所说的这些情况，在县、市级的递进选举中就会大概率发生。
正是因为有鉴于此，我才设想出了“两权分解，三方共享”的改革方案（详见上面我某篇发言的附件）。在这个方案中，一方面是三方共同投票，另一方面是候选人为异地自荐，竞选失败者和竞选成功者在竞选完成后，并不在一起工作，因此不存在今后默契配合工作的难题。而当选者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不会只讨好下级，而是上下左右同时讨好……另外，甲在当了省长后，他对下面的每一个市长都掌握着三分之一的任免票权，因此不会出现工作不默契的现象（详见有关附件）。
总之，我觉得层级制的“递进”思路和“小范围”思路非常宝贵，我很赞成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从过去的一个极端（只对上负责）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（只对下负责）。须知，过去我们喊某某领袖万岁固然错误，但如果我们现在喊人民万岁则也是不对的，同样会导致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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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我们从宏观的和微观的实际生活出发，讨论了“层议制”的弊端。最后，让我们再从纯粹逻辑分析的角度，谈谈层议制在理论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落入了什么样的思维陷阱。在层议制的条件下，每个层级中的任何一个小组中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有权力当选进入下一个层级的代表；但同时，他又有投票权，对谁该进入下一个层级进行投票裁决。换个通俗的说法，就是小组中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有权力当运动员竞争进入下一个层级；同时又有权力当裁判员，对谁该进入下一个层级进行表决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既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。这就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：一个极端情况是，在10人小组中，只有一个人愿意当运动员进入下一级，其他人都没兴趣当运动员，而且他们也觉得想当运动员的这个人不错，于是皆大欢喜，大家选这个人进入下一级（这种情况极大的概率发生在最低的一二两个层级）。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，10个小组成员都想当运动员进入下一级，谁都认为自己最优，结果是每个人都投自己一票，结果是皆大悲剧，谁也上不去（这种情况极大的概率发生在最高的一二两个层级）。显然，在中间的各个层级，就大概率发生我在上次分析时所指出的那种情况，有若干人想当运动员，全组成员围绕着这几个人形成几个小集团（彼此相熟后，就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），彼此争斗，谁得票也过不了半数。总之一句话，层议制无意中犯了让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错误，所以它注定会推行不下去（理论上来说，到第五第六个层级就会瓦解，恕我不详细论证；也就是说，整个群体的规模不能超过大约10万人）。当然，现行的秦制也犯了错误，它让下级当运动员，上级则既当教练员（选拔下级的运动员并给其分配任务），又当裁判员（对下级进行考核并奖惩）。但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，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要小，因此秦制才能实际实施，并维持个几十或几百年，然后改朝换代。而我建议的“两权分解，三方共享”方案，则完全把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彻底分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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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歉，忘了上传我的政治改革方案了，现在补上（见附件）。
摘要如下：
关于“两权分解，三方共享”的改革方案
“两权”指对官员的任命权和对官员的监察权。
秦制是下级官员由上级任命，导致下级拼命讨好上级，不管百姓死活。周制是各地官员由地方自己任命，导致中央被架空，地方本位主义盛行，最终分裂。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某个职位的官员的任免，由其上级、下级和有关的平级这三方来共同投票决定（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票权）。这样，就促使该官员，例如某个省长（市长、县长也一样），他若想连任，就必须既要讨好中央（照顾整体利益，赢得中央三分之一选票），也要讨好地方（照顾局部利益，赢得所辖各市的三分之一选票），还要照顾左邻右舍的利益（各省互利合作，赢得各省省长的三分之一选票）。但这个方案有两个辅助条件：1、候选人必须自荐。2、候选人必须来自异地（竞聘甲省长者，必须是乙省、丙省等地的地市级以上的干部）。
投票的都是执政党的各级干部，不用担心多党制的危险。不需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考核干部了，杜绝了形象工程。杜绝了省长（市长、县长等）说假话（那样他会失去下级和平级的选票）。减轻了腐败（省长是否腐败，他的下级最清楚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票权来监督）。有利于财税权在中央和地方间合理分配（地方可以据理力争了；过去不敢争，担心被撤职）。彻底避免了内耗（因为是异地竞聘）。
与之类似，对官员的监察权也不应由其上级独享，而应由有关的三方共享。
其實，說什麽好呢，太多人自以爲是，覺得真可以振臂一呼就改天換地。比較雙城記比較普通法跟大陸法系等等，大體上就知道兩者區別所在就是保守主義跟進步主義的根本立場。進步主義覺得一切都應該與時俱進辯證法面前沒有神聖東西的呀。保守主義洞悉人性。知道江山易改，而人模狗樣的生物自打出現在世上至今，從來沒有也沒能改變。而改變的企圖與過程早已一片血污海泛濫其間啦。奈何。王力雄早些年跟我對談過這個題目，其雄心不改，令人欽佩。衹不過，這麽簡單的道理就是不能接受，恰恰就是人世間紛紛擾擾的原因跟結果啊。知易行難還是知難行易也是困擾人間的永恆話題。能夠做的，大概也就是言者言行者行各行其是各自接受結果吧？